10000期，我与《保山日报》的故事

　　报社为我搭平台　我为报社做贡献

　　何世亮

　　《保山日报》迎来出版发行一万期。每一期报纸的背后，都凝结着编辑记者与印刷工人的汗水与付出。作为曾与这份报纸同行的报人，在收获事业果实的同时，我深深感谢市委的关怀与广大读者的厚爱。 

　　我作为《保山日报》复刊后的第一任专职总编辑（此前由地委宣传部部长兼任，实行总编辑负责制），对这份报纸怀有特殊的感情，也为之付出过心血。如今回首，往事历历，谨以此文与同仁交心，也算是一份工作汇报。 

　　我与报社的缘分可谓“两进两出”。

　　第一次是1990年4月我任报社总编辑。1992年上半年，全区边贸工作会议在腾冲召开，我在会上的发言引起一定反响。次年1月，地委决定调我任边贸局局长，由边逵同志接任报社总编辑。1994年底，边贸局与外贸局合并，我“打道回府”，调回地委宣传部任副部长。

　　1996年6月，边逵同志调往《云南日报》，地委决定让我“打道回府”报社，接任总编辑。别人职务“螺旋上升”，我却是“螺旋回转”，再次接过了这支曾经递出的“接力棒”。 

　　令我欣慰与骄傲的是党组织和报社同仁的信任支持。在欢迎我“回家”的全社大会上，地委宣传部领导寄予厚望，副总编辑郭树生作了热情讲话，我也郑重表态。那番场景，至今清晰如昨。 

　　若说第二次回报社带有必然，第一次则稍显偶然。我原来从地委宣传部调至地直机关工委，再从工委调至报社。之所以能“入门”，得益于我在部队服役18年间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的经历，期间曾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云南日报》《国防战士报》等报刊发表过一些“豆腐块”文章。 

　　我第一次到报社时，编制22人，实有18人，报纸为周二刊。上任后，我争取到6个编制，并于1991年1月经地委和省新闻出版局批准改为周三刊。同年引进7人，其中包括刚从高校毕业的3位本科生。 

　　同年12月，我们购置了美国的一套激光照排系统和6台电脑，告别“铅与火”，迈入“光与电”。还请地委领导亲临参观，大家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 

　　期间，全省地州市报经验交流会在保山召开，我代表报社作了题为《党报应成为政治上的“稳压器”、经济上的“推进器”、人民大众的“调味剂”；报人应成为政治上的强人、业务上的能人、生活中的好人》的发言，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 

　　第二次主持报社工作，我和班子研究制定了提升报纸质量、扩版增容、提高印刷质量等目标。向地委汇报后，得到主要领导肯定。吃下“定心丸”，我便开始精心“设计施工”，并在职工大会上动员，全员热情高涨。 

　　1997年1月，我们将周三刊的《保山报》更名为《保山日报》。关于报头，我们先是委托书法家马骕集唐代颜真卿字体，形成圆融朴厚的“保山日报”四字。但见报半月后，不少读者误以为是某位领导题写，认为不够美观，地委领导亦有同感。于是改请报社书法家唐人俊集毛泽东手迹，他从不同作品中选出多个“保”“山”“日”“报”四字，我从中选定了保卫祖国的“保”，井冈山的“山”，《河南日报》的“日”，《解放军报》的“报”，组合成现今使用的报头，经地委会议审定通过。 

　　1998年是丰收年。我们坚持“两手抓，两手硬”，取得双丰收。当年全省好新闻评选中，本报“大获全胜”：正刊一二三等奖全面夺魁，副刊亦斩获“三奖四席”。我本人撰写的一篇作品获副刊一等奖。 6月，我与印刷厂厂长赵宏武赴上海考察，引进印刷设备，《保山日报》的印刷质量得到很大提高，1999年，报纸印刷质量被评为全省第一。

　　《保山日报》还曾有一段在全国报界罕见的佳话：当时负责副刊的副总编唐定国精心打造的“老段茶座”专栏，专门刊登农民作者段培东的短文。他长期在乡间笔耕不辍，后来成为全国知名的“农民作家”。他曾真诚地说：“我的成长离不开《保山日报》。” 

　　2000年1月1日，报纸从四开小报改为对开四版大报。当年，因家属患病，我向组织申请退居二线。同年，报社印刷厂承印的一本书获评部优产品，创下建厂45年来最高荣誉。2001年，因工作表现突出，我被评为云南省模范军转干部。 

　　2006年退休后，我一直关注着《保山日报》，报纸历经数次扩版，陆续推出《新生活》《经济周刊》《文化周刊》等副刊，越办越红火了。 出于职业习惯与情感牵系，多年来我仍不间断地给报纸写稿。退休二十年了，我对这张报纸的感情还是那么浓。

　　在报社“打字”的快乐时光

　　戴有锟

　　在保山日报社工作的十三年，我有幸赶上了小报改大报、黑白报改彩报、一报改一报多刊的大发展。那时，扛大梁的师父们正当盛年，佳作迭出，年轻人相继进入，激情勃发，创意无限，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我的任务主要是“打字”，偶尔也“改字”，那是最亲近文字的一段快乐时光，文字像一个形影不离的朋友，陪我走过很远的路。师父们的许多教诲，我通过持续不断的“打字”，才算真切领会到了一点精髓。

　　轻轻叩开新闻大门，于我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却不影响我的惊喜与快乐。从“打字”入手，我去体会新闻“发现”与“还原”的规律，去感受做新闻的快乐。有几件小事至今依然记忆犹新：记得我进报社后，采写的第一篇周末特刊稿子是讲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问题，先后跑了多家敬老院，采访若干老人后，才写出了《老龄化时代的来临》，此次采访启发我做新闻要有问题意识，聚焦并剖析好问题才能彰显价值；在文艺部，除了采写纪实稿件之外，我还编过周末特刊《画与话》栏目——为精心遴选的一幅漫画加配几十个字，如果说写纪实稿件考验的是讲故事的艺术，那么为图配话磨砺的则是“字少而意丰”的功夫，这功夫对治疗瘠义肥辞的毛病有奇效；做新闻，对我而言最不能拒绝的诱惑是挖掘故事的快乐，为此，我总是从这个故事“为什么打动了我”“隐含或折射着什么”“闪烁出怎样的人性光芒”等具体问题切入，像侦探一样去搜集证据、破解谜团，一个讲得好的故事，背后的采访同样也是一个好故事，有时甚至是一个更加精彩的故事，像我去看守所和在押的一个虐待老母亲致死的重犯对话，和苏加祥、吴勇两位老师去张家山钻进古墓探访干尸等等的采访，本身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故事；为此，到新闻现场去，是另一种同样不能拒绝的诱惑，跑到瓦房彝族苗族乡上寨村看村民用构皮“抄纸”，到沙登村串门子瞧村民们扎甑子，走遍西山梁子观察“住房革命”，走进昏暗的房子暗访舞女们在两张台球桌上表演歌舞“中国大舞台”等等，都是现场全息采访的努力，希望把读者带到现场去，让读者自己去听、去看、去感受、去思考。

　　在多年的“打字”中，我渐渐感受到了文字的温度，对生活、对生命温柔以待，充满了善良、悲悯、道义。也感受到了文字的分量，常以记者笔下“有财产万千，有毁誉忠奸，有是非曲直，有人命关天”的箴言，时刻警醒自己坚守新闻伦理，保持对事实、对历史、对生命的那份敬畏。

　　在多年的“打字”中，我也对合格新闻工作者有了粗浅的认识。记得在协助同事宝洁修改演讲稿《做一名记者，我三生有幸》时，有机会表达了我的肤浅评判：做新闻，要有一双顺风耳，灵敏感知时代脉动的节律；要有一双千里眼，洞穿迷雾把握事实真相；要有两只铁脚板，跋涉千山万水走进新闻现场。在报社“打字”时，我偶尔也会去跟通讯员交流新闻写作的点滴体会，总喜欢在结束时引用美国新闻学创始人盖塔利斯的这句名言，去激励别人、也鞭策自己——“我所写的新闻已经不再是新闻，而是当代的历史。我所做的，也鼓励你们去做的就是我希望你们把新闻当成一次婚姻，而不是一夜风流”。

　　《保山日报》高扬“举万家灯火，与时代同行”的大旗，走过了办刊万期的辉煌，也必将勇立融媒体发展的潮头，铸就新的荣光。

　　橄榄虽酸，回味甜

　　——编辑往事一录

　　苏加祥

　　在未到保山日报社报到之前，我就曾听人说过：编辑是专为别人作嫁衣的“裁缝”——缝好了无人夸奖，缝差了有人纠缠。我想，夸奖与纠缠且不管它，但能把别人装扮得帅气或窈窕起来，这功夫实为了得。于是便兴高采烈地去报了到。一段时间过后，才发觉民间对编辑的“裁缝”定义，其实并没有准确反映出这一职业的全部“品质”。

　　作为副刊编辑调入报社后，整天为稿子来源发愁属于家常便饭。那时受限的条件比较普遍：当时电脑还没普及，打印稿极少，来稿大部分是手写稿，编辑在那字迹含糊不清的草稿上编了改，改了誊，有点忙得不亦乐乎；除了机关部分作者的稿子外，特别是基层作者的稿子，条件艰苦，没有正规的公文格纸，有的用旧报纸的中缝空白写后寄来，甚至有人用草纸（农村祭祀用的黄色的粗糙纸）誊了寄来，且书写标准花里胡哨，文字“外貌”，一看就叫眼睛受累遭罪。时间匆忙时，这样的稿子常常被忽略，甚至常被送进“火葬场”（烧毁）的命运。我们那位主编是位非常严格的编辑，经常强调不要嫌弃稿面的“贫寒”，要特别体会基层作者在艰苦环境下写稿的不易。这意味着对那些“外貌”不佳的作者稿子要格外地青睐和敬重。我也觉得，对任何人或任何事，“外貌协会”的会员当不得，否则你丢弃的不仅仅是一篇稿子，而是道德和良心的谴责，更是对底层人才的埋没。

　　1993年，我突然收到一封作者给编辑部的来信。来信者是腾冲界头乡一个极为偏僻山村的小姑娘。信中叙述了她不甘于“孤独而活”的烦恼和失望。姑娘于腾冲某中学高中毕业后，虽“名列前茅”，但想想家中的环境（后来我下乡咨询过当地的乡干部，如果她参加高考，肯定是个大学的苗子）：父亲是一个残疾人，母亲又常年生病，实在不忍心再继续参加高考，“我一远走高飞，家里的两位老人怎么办？”所以，自己虽然拿到了高考准考证，但最后还是放弃了高考，毅然回到家里尽孝。姑娘在学校里痴迷文科，平时坚持写作，回到家乡后这一“痴迷”仍没消退。家乡的山和水，田和地，常叫她魂牵梦绕，在耕作之余，自己总抑制不住想“唱一唱山水之歌”。但前后写了几篇，分别寄于你们，但总不见登出，她一度对自己的写作热情表示了怀疑。“写这封信，我并无责备之意。主要是想请教一下编辑老师：写作中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希望你们能给予我帮助……”读完信后，根据作者的姓名和地址，我急忙在一些旧稿中翻找，结果渺无踪迹。最后在前面提到的一些用草纸誊写的已经被我准备“封存”的稿纸中才发现。我连夜带回家，在灯下熬了半夜，终于看完。不容我吹牛，虽然是用“纸钱”写的，字迹也不规范，但都是描写孤寂山水中不易被外人看到的最为动人的“风景”。看完稿子，我心脏跳动得恨不得想吃“救心丸”——一棵好苗，差一点就被我这个“势利眼”编辑埋没在了废纸堆里！

　　小姑娘的第一篇文章刊出两个多月后，我又接到她给编辑部的另一封来信：“非常感恩编辑老师——你们那篇刊出的稿子，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我大吃了一惊：是不是作者的有意夸张？原来，小姑娘居住的山村，有一所小学。当时山村小学缺乏教师资源，这是当时偏远山区普遍存在的现象。小姑娘的文章发表在报纸上后，被村长看到，据说竟激动得把报纸一下砸在办公桌上：“唉呀！唉呀！我们到处去给村小学请教师——原来我们身边就有一位年轻的‘女孔子’！”经村委会研究，决定叫这位“女孔子”去村小学代课。在讨论时，其他村干部担心地说：她不久前还是个高中生，没教过书，怕教不了吧？村长很果断：“文章都在全区（当时保山市还属于保山地区）报纸上登了，没有三板斧，瓦岗寨不会接收程咬金——缺乏文字功底，《保山报》会轻易把她的白纸落黑字的文章丢在报纸上？再说，我相信孔夫子在未教出三千子弟、七十二贤人之前，肯定也没教过书，更不会有什么教师资格证！”就这样，小姑娘丢掉锄头，顺利走进教室。成了一名被村里人称为“不错，教得很好”的合格的代课教师。

　　后来，她的文章又陆续在《保山报》上发表了几篇。故事本该到此结束了。想不到一年后，她又给编辑部寄来了一封信：“经村委会研究并上报县教育局批准，村民集体推荐自己参加教师进修学校的报考。前不久我已经以不错的成绩被顺利录取到教师进修学校就读。两年毕业后，我就会正式走上教书育人之路……”

　　一篇文章，竟会发生如此的威力？说实话，读着来信，我都激动得有点头晕了。也从中体味到这一行业的另一种意义。编辑工作并不轻松，这是实话。但“橄榄虽酸，回味甜”。至今我都没有后悔过：自己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并不算称职的剪裁“师傅”！

　　三十余载知音情

　　杨清舜

　　三十多年了，每当想起《保山日报》，每当看到《保山日报》的人，我都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与《保山日报》的相识，缘于我的大学。1994年9月，钟情于文学的我到保山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上学后，很快在校图书馆里找到了《保山报》，开始认真地阅读起来。对于一个学生而言，最吸引我的还是每周末才有的“霁虹”副刊，版面上一篇篇精美的文章，使我如久旱逢甘霖，每周都盼着副刊版面。通过报纸，我熟悉了老转、周勇、耿德铭、王华沙、鲁兴勇等一大批文化名家的名字。

　　不久后的一个周末，当我们游览了保山卧佛寺后，我便写了一篇题为《千年古刹卧佛寺》的文章投给《保山报》的高宏张老师，不久后，我就看到文章发表在报纸上了。初次投稿的成功大大提高了我写文章的兴趣，从此我源源不断地给《保山报》写稿，也不断地有文章发表出来。我们学校的苗歌、戴有锟、邓忠汉、李显耀等长期热爱写作的老师，不仅经常鼓励我，而且在生活上也非常关心我，我时常在这些老师家里蹭饭。

　　发表了一些文章后，我就迫不及待地去找《保山报》的老师指导，第一次在报社认识了高宏张老师。高老师热情地照顾我，并给我介绍了苏加祥、祁苑红等老师。在一次次走访中，我感受到了编辑老师对通讯员的热情，也让我在他们的指导下不断进步。后来，我在学校中文系已有一个文学社的背景下，带领包括所有系的文学爱好者，又成立了红蜻蜓文学社，这个文学社后期成了校级文学社。在编辑老师们的鼓励下，大学期间，我就有很多文章在《人民日报》《健康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跨世纪》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并且获得了《云南日报》《春城晚报》《保山报》的征文奖，在学校举行了个人文学作品展。当周勇老师从保山卫校调到《保山报》后，我还有幸在参加《保山报》的文学写作培训班时，得到了周勇老师的指导。后来，《保山日报》改版，星期五就印发的周末版更是非常精美，无论是新闻、文学还是摄影作品都让我非常喜欢。特别是在学校里认识苗歌（即王孝溶）老师后，我非常乐意为经常发表随笔的他去《保山报》取样报，并寻求编辑老师们的指导。

　　正是由于《保山报》不断带给我知识和养分，《保山报》的老师不断指导，当我大学毕业时，我已经有220多篇文章发表，并20多次获得文学类的奖项，一直只招收大学本科生的德宏团结报社，破例在我大学毕业前一年就向学校发函邀请我到报社工作。虽然这个邀请函无法突破当时的分配体制没有发挥作用，但毕业后，我还是顺利地分配到了德宏团结报社工作。

　　大学毕业初期，我一直保持着向《保山报》投稿的习惯。后来随着工作的变动，有好一阵子，我都没有时间写作，渐渐地就不再投稿了。倒是后来一直对我非常好的戴有锟和李显耀老师都去了保山报社工作，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并多次在芒市相见。同时，在《保山报》改名为《保山日报》并有了数字报后，我也经常从网上学习《保山日报》的内容。

　　2016年，在经历多个岗位的工作后，我再次回到德宏团结报社任副社长、副总编。当全省报纸副刊会议在德宏召开的时候，我有幸加了原来在大学期间就认识、在保山日报社工作的傅华平等人的微信。有一次，我在《春城晚报》发表了一篇随笔并转发在朋友圈，傅华平在微信上对我说，《保山日报》也非常需要随笔稿件，希望我给《保山日报》投稿，并安排王丹妮老师与我对接。就这样，中断多年后，我又开始给《保山日报》写稿。而且我在写散文、随笔和小小说后，一般都首投《保山日报》。在投稿过程中，我又与字相禹老师相熟，在德宏参加文学培训时认识了久闻其名的刁丽俊老师，在昆明培训时认识了王灿副总编，在鄂尔多斯参加新华社组织的活动时认识了蒋蕾老师等。每一次认识《保山日报》的人，我都会非常激动；每一次投稿，报社的老师都非常热心地对待，让我非常感动。

　　2023年9月，组织安排我任德宏州融媒体总编。在回顾自己的成长时，我都说我人生最大的幸运就是能到保山这个文化福地上学，学习了保山悠久的文化；更幸运的是认识了《保山日报》和那么多编辑老师，使我在学习中不断成长，从一个青涩的文学青年成长为媒体的总编。

　　一路相伴

　　杨　军

　　《保山日报》出刊第10000期了。回头一看，我与这张报纸相伴的时光，居然已过30年。

　　16岁那年，我第一次向《保山报》副刊“霁虹”投稿。20天后，我收到了副刊责编高宏张老师的来信。在这期的校园文学专版上，我看到了我的名字和那组散文诗《母亲》。这是我人生中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它与《保山报》相关。

　　少年的我，从此在这张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报纸上出发。整个中学时代，我在“霁虹”版发表了数十篇作品，其中一篇散文《乡情》还被老师作为范文在学校各班级传阅。那一张张崭新的样报，和青涩的文字一起，共同构成了我青春时代最难忘的印记。慢慢的，我的文字被《少年人生》《少男少女》《黄金时代》《中学生》刊发，并荣获《作文》杂志社主办的“文心杯”全国大中学生作文大赛二等奖。19岁时，我的短篇小说处女作《老店》在《边疆文学》发表。当收到样刊时，我想起了第一次发表我作品的《保山报》和为我用心改稿的老师们。于我而言，那些文字，都是从“霁虹”给予我的那束光里，渐渐生长出的枝叶。

　　《保山报》改版日报后，我身在异乡，但依然为它写稿。后来在乡镇从事宣传工作，机缘巧合，我再次接触到《保山日报》，并于2003年成为报社的首批特约记者。有了多次到报社学习培训的经历，我的新闻写作水平快速提升，大量饱含基层“泥味”和民生温度的新闻作品被《保山日报》和《云南日报》发表。

　　回想起来，有两件事让我至今难忘。一件是10年前，周向东老师亲手为我修改的作品居然登上了《人民日报》海外版和《云南日报》的大半个版面，这是我记者生涯的一个新起点；还有一件，是2001年，我向报社经济部的温仕红、杨江华两位老师提出增办一个名为“旅友手记”栏目的建议，没想到被报社采纳了。这让我深深感悟到，正是《保山日报》的包容开放和对读者、作者的尊重与爱护，才让我们彼此珍惜、携手至今。

　　一路走来，《保山日报》为我推开了一扇门。15年前，借着《保山日报》赠予的一束光，我进城当了一名记者，真正走上新闻采编的道路。近年来，在报社老师鼓励下，我重拾放下多年的笔，作品开始出现在《诗刊》《星星》《文汇报》等报刊上，一些作品荣获新闻、文学类奖项。这些微小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我的单位和报社老师多年的关怀和扶携。2023年，我再度加入《保山日报》特约记者、通讯员队伍；2024年，在刁丽俊老师邀请下，我被聘为周末版特约撰稿人。与《保山日报》相伴多年，我一路蹒跚、一路成长着。

　　30年弹指一挥间，一位位编辑记者新老交替，但他们的勤勉始终让我敬仰，我们的友谊之树永远常青。从青涩少年到两鬓微霜，从副刊作品到新闻头条，这张报纸始终在那里，如师如友，如灯如镜。10000期，于一份报纸，是历史的刻度；于我，则是成长的刻度。在此祝愿《保山日报》和我的报人朋友们永远向好！让我们一起用文字记录万家灯火、见证时代变迁，以新闻的笔、纯净的心，在岁月的纸上，写下永不终结的下一期。